狄仁杰塑造者、房中术研究先驱：无法被定义的

　　高罗佩是个传奇人物。在荷兰外交部的同事眼中，他是一个职业外交官；在中外读者眼中，他是一个侦探小说家；在东西方学界，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汉学家。

　　最近两年，有一句话在网络上特别流行，被《咬文嚼字》杂志评为“2012年十大流行语”，那便是：“元芳，你怎么看？”很多人知道这所谓的“元芳体”出自电视剧《神探狄仁杰》，是狄仁杰遇到疑案时常问其贴身保镖李元芳的一句话。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狄仁杰原先只是唐高宗、武周时匡正弊政、扶保唐室的贤相，对他的断案如神则知之甚少，因为新、旧《唐书》仅有一句话提及狄公断案，称其于“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 。而且后世描绘狄仁杰断案故事的文学作品也并不多，最有影响的就属《武则天四大奇案》，但该小说也仅在前三十回叙写了狄仁杰在昌平县尹任上判决的三桩奇案，小说中狄仁杰的形象高大全有余而立体感不足，且概念化、平面化。那么是谁重塑了清官狄仁杰并赋予他神探的形象呢？那便是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被《华声报》选为“二十世纪影响中国最大的一百个外国人”之一的荷兰小说家、汉学家及外交家。

　　确实，高罗佩是个传奇人物。在荷兰外交部的同事眼中，他是一个职业外交官；在中外读者眼中，他是一个侦探小说家；在东西方学界，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汉学家；在语言学家眼中，他是一个精通十五种语言的天才；在孩子们眼中，他是一个严厉甚至有点专制的家长。

　　高罗佩于1910年出生于一个荷兰军医家庭，五岁时跟随父母来到了荷属东印度（指1800年至1949年的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并在那儿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也正是在当时荷属东印度首府巴塔维亚的中国城，高罗佩初次接触汉字、汉语以及中国的瓷器、香炉、字画等器物，深深着迷于这种在他看来神秘但又奇妙的文化。小学七年级时，他又通过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Les Tribulations dun Chinois en Chine）略知了中国人的生活及理想。从此，想要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的理想在高罗佩幼小的心灵中萌动。

　　回到荷兰上中学后，高罗佩便开始自学汉语，“汉字把深刻的内涵同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学习汉字使我非常幸福和陶醉。”他延请一位在瓦格宁根大学专攻农学的中国留学生教授汉语，因而到上大学时，他已认识了很多汉字，并给自己取了一个使用终生的中国名字“高罗佩”。在著名的莱顿大学，高罗佩主修汉语、日语及法律，常在相关刊物上发表自己翻译的中国古诗以及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如在著名期刊《CHINA》上刊登苏东坡《前赤壁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等中国古代文学名篇的译文，并发表诸如《诗经述评》、《古诗源古代诗歌的源头》、《哲学家杨朱》等研究性短文。在乌特勒支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后，高罗佩选择了外交部的工作，迫不及待地奔向东亚及日思夜想的中国，从此开启了他追寻中国梦、研究中国学的旅程。

　　高罗佩的第一份工作是荷兰驻日使馆翻译，在开始其外交生涯的同时，高罗佩如饥似渴地学习中文和日文，了解中日文化中大量他感兴趣的知识。他对中国明朝文化情有独钟，因为在他看来，那是在元、清两个外族王朝统治间隙中一个纯粹由汉人统治的王朝，中晚明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性的解放及物质的丰富，因而明朝士大夫的业余生活精致而富于情趣，高罗佩向往这种生活，并从琴棋书画入手，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传统士大夫。他自号芝台，给自己的书房冠以诸如“集义斋”、“吟月庵”、“尊明阁”之类雅致的中国名字。他拜访了当时的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并跟随中国公使馆秘书孙湜学习口语、书法、篆刻等，钻研古字画鉴赏与装裱。他借去北京出差的机会造访班禅，拜师于著名琴家叶诗梦门下学琴，去琉璃厂淘古董及珍稀古籍。工作之余，他一头扎进钟爱的汉学研究，陆续发表或出版有关中国古琴、明末义僧东皋禅师及道教法术的相关学术论著。

　　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却给深爱中国文化的高罗佩创造了一个契机。1943年3月，高罗佩被派往荷兰驻重庆使馆担任一等秘书。当时的重庆是抗战正酣的中国国民政府的陪都，尽管满目疮痍、物资匮乏，却聚集了各界精英，这就给热衷于结交中国名士的高罗佩一个极好的机会：“在重庆度过的岁月，对我在学术和艺术方面的研究，具有了不可估量的价值。来自中国所有重大文化中心的最优秀学者和艺术家都聚集在这里，而因为实际上没有其他娱乐，放松自己的主要活动是每天的茶话会，以及就中国文化中任何想象得到的话题进行没完没了的交谈。”从1943年3月到1946年4月，高罗佩利用这三年时间结识了多位政界、学界、艺术界精英，如许世英、王芃生、王世杰、吴国桢、冯国祥、郭沫若、田汉、沈尹默、于右任、徐悲鸿、傅抱石、徐元白、查阜西、杨少五等。他参加了重庆天风琴社，以琴会友、切磋技艺；他常去苏渊雷先生所开的书店“钵水斋”及中国友人家中，参加文学界、书画界人士的雅集，以文会友，交流字画鉴赏、古董收藏之经验，风流余韵，传播至今。更重要的，他在重庆结识了名媛水世芳女士，并于1943年年底迈出了融入中国的重要一步与世芳喜结良缘，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女婿。他为自己婚后的业余生活找到了一个新去处，也即狄公案小说创作。同时他的汉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始了对中国古代性文化、法律史以及猿文化的广泛涉猎及钻研。